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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武汉抗战遗址丨培养抗战将官的大学体育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旧址
栏目:k8凯发官网资讯 发布时间:2026-02-15
 在武汉大学,有一座古朴而典雅的半圆形建筑,其屋顶有三层孔雀蓝琉璃瓦,每层之间都有一排透亮的窗户,配以黄色墙面,显得气派庄严。这就是位于校园中轴线西端,紧邻四区操场的武汉大学体育馆——宋卿体育馆。宋卿体育馆的名字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有关。黎元洪字宋卿,生于黄陂,热心武汉教育事业,黎元洪去世后,其家人继其遗志,捐款助建了这座体育馆,校方为表感激,即以“宋卿”二字为该馆命名。  宋卿体育馆位于狮子山西

  在武汉大学,有一座古朴而典雅的半圆形建筑,其屋顶有三层孔雀蓝琉璃瓦,每层之间都有一排透亮的窗户,配以黄色墙面,显得气派庄严。这就是位于校园中轴线西端,紧邻四区操场的武汉大学体育馆——宋卿体育馆。宋卿体育馆的名字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有关。黎元洪字宋卿,生于黄陂,热心武汉教育事业,黎元洪去世后,其家人继其遗志,捐款助建了这座体育馆,校方为表感激,即以“宋卿”二字为该馆命名。

  宋卿体育馆位于狮子山西南麓,于 1936年 7月动工兴建,1937年初竣工,建筑面积约 2748 平方米,是当时全国规格最高的大学体育馆,它使武汉大学的体育场馆条件领先全国高校,也代表了民国时期武汉地区室内体育馆建筑的最高水平。宋卿体育馆曾见证过武汉大学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1938年武汉抗战时期,在国立武汉大学校园内举办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曾在该体育馆开展训练活动,蒋介石亦曾在此对参训军官点名训线 年,宋卿体育馆被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8年 1月,蒋介石委派桂永清开办“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地址就选在武汉大学珞珈山。该团是为抗日战争培养方方面面的干部人才,包括军事干部、武装警察、军事教官和政工干部等。由于学员人数较多,桂永清函电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请求再拨校舍,武汉大学只好腾出实习工厂应急。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共开办了两期,第一期 ( 第一总队和直属女生大队 ) 于 1938 年 7 月毕业,第二期 ( 第二总队及学员大队 ) 同年 8 月毕业。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计划开办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命军令部主办,由万耀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15 军团军团长兼武汉卫戍副司令)负责。

  1938 年 2 月初,万耀煌拜访了总参谋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及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报告奉委经过,请指示办法”,对军官训练团的筹办事宜进行多方磋商。经蒋介石同意后,军官训练团的名称最终定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将官研究班”,简称“将官班”,由军事委员会直接主管。

  当时,武汉是军政重心所在,大小机关部队留守遍布武汉,城内外各营房则为各部队驻扎,城内外大中小学校多为各机关占用,几乎找不到宽阔的空地。同时,训练场所的要求比较高,必须交通便利,警戒容易,防空方便,有教室宿舍等设备,由于时间紧迫,一时难以寻觅到合适的场所。经过多方询问与踩点,最后选择武昌武胜门外农业专门学校为班址,并加以修葺,使楼上教室可容 120 人,宿舍也可容 120 人,恰可够用。

  2 月 25 日,军事委员会战时将官研究班在武昌成立,万耀煌为主任,下设教育长,由周喦出任,指导教务、总务两处。每期学员人数为 120 人,每三周为一期,进行短期训练。3 月 1 日,将官研究班学员分乘大卡车至珞珈山武汉大学,在此地举行了开班典礼,参加开班典礼的还有贺衷寒负责的政工人员训练班,以及桂永清负责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全部教官和学员。3 月 20 日,在湖北省政府大礼堂举行将官研究班第一期结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证书,第一期训练宣告结束。

  队军、师长及军师以上的参谋长,其对部队的直接影响有限。对此,万耀煌与林蔚商议,扩大组织,在训练高级军官的同时,也调训中级军官。林蔚深为赞成,当即签报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扩大受训人员的规模,并决定筹建“战时军官训练团”替代“战时将官研究班”。1938 年 2 月 15 日晚,蒋介石召集白崇禧、熊式辉、张治中、陈诚、万耀煌等共进晚餐,席间指示“速筹办军官训练团”,由白崇禧主持,陈诚正式负责,万耀煌为副。陈诚答复事多太忙,无暇兼顾。蒋介石即指示:“你负名义,武樵(万耀煌,字武樵)负实际责任。”随后,陈诚指派方天、戴之奇、韩汉英、李扬敬、刘绍先等九人为战时军官训练团筹备委员,计划在战时将官研究班结束后,利用原班人马接办军官训练团。

  在战时将官研究班的训练如火如荼进行时,军官训练团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3 月初,陈诚在东厂口武汉大学旧址召开了军官训练团筹备会议,决定召集各部队营长以上指挥官受训。在此期间,万耀煌主张将“战时将官研究班”合并到“战时军官训练团”中。蒋介石同意“合并办理”后,陈诚随即再次召开筹备会议,“决定将官班并入军训团,为召训之一部分”。战时军官训练团受训学员急剧增加,原来的校舍难以容纳,不得不重新选址,经过多方沟通与商议后,决定借用珞珈山武汉大学的校舍作为主要场地,因而,此次军官训练团又被称为“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武汉大学的校舍不仅宽敞宏伟,而且地处武昌郊区,不易遭到敌机轰炸,其绝佳的地理位置与环境让万耀煌称赞不已:“此地岗峦起伏,森林茂密,滨临东湖,湖光山色,气象万千,值此暮春四月在此举办重大训练,确有天时、地利、人和之美。”同时,由于将官研究班原来的班址武昌武胜门外农业专门学校距离珞珈山较远,不方便训练的开展与管理,于是也迁到武大附近的东湖中学。

  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由蒋介石亲任团长,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兼任副团长,副团长不负实际责任。团长下设教育长、副教育长各一人,秉承团长意志总揽全团行政,并执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有关命令,负责处理全团日常事务。陈诚兼任教育长,名义上负责一切;万耀煌为副教育长兼将官研究班主任,负实际责任。由于原将官研究班教育长周喦赶往前线指挥所部作战,万耀煌也无法兼顾将官班,由王东原为将官班副主任,负将官研究班实际责任。训练团本部下设两大系统,一为办公厅,综合人事、经理、卫生、警卫等业务,韩汉英为办公室主任;一为教育委员会,负教育训练事宜,李扬敬为主委。此外,周亚卫为总教官,德国顾问担任应用战术课程讲授。

  珞珈山军官训练团主要分为将官班和校官班,凡未直接参战之部队,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甚至营长等都要抽调前来受训。训练团共举办了将官班 3 期(2、3 期在东湖中学举办)、校官班 3 期,另有党务班 1 期、陆军空军联络班 1 期;将官班每期受训 120 人左右,校官班每期受训 1000 余人。将官班人数少、阶级职务较高,且已有成规,教官都是第 1 期原班人马,驾轻就熟,采用自治的方式管理,注重由内启发;校官班人数众多,受训学员学历、出身各异,构成较为复杂,其管理方式也比较严格,“对于生活管理,小至理发、指甲、纽扣、一针一线,无不详密规定”。教授内容多样,如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注重爱国教育。军事方面有战术、兵棋、沙盘和化学战、空战常识等,而学习时间仅有一个月。由于时间短、内容多,每日白天有十多个小时的功课,晚间还有两到三小时的时事报告,学习安排紧张而充实。

  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校官班第 1 期和将官班第 2 期学员都在 4 月 11 日、12 日报到,并在 13 日完成编队,少数将官编入校官班担任队职,将官班则选梁华盛为队长。从开学起,每日清晨、傍晚举行升降旗仪式,都由万耀煌亲自主持,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5 月 6 日,校官班第 1 期和将官班第 2 期举行结业典礼,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颁发文凭并训话、聚餐,会后学员分别返防。5 月 13 日,校官班第 2期和将官班第 3 期学员来团报到后开始编队。将官班学员都是少将以上的师旅长、参谋长,共编为 3 个分队。其中,96 师师长赵锡光为第一分队队长,107 师师长段珩为第二分队队长,49 师师长李及兰为第三分队队长。校官班则编为两个大队。但在训练开始时,随着武汉外围战事逐渐紧张,每天都有部队来电或派专人来团,请求令该部在团学习人员返回前线。有的学员才来团学习了两天,为了抗战不得不立即返回原部队。受训学员数量因此有所减少。

  在将官班第 3 期结束后,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籍顾问被迫离开训练团返回德国,由德国顾问主讲的战术课程一时无人接替,将官班第 4 期不得不暂缓办理。与此同时,前线战事更加吃紧,学员大多不得不先行离开返回战场,校官班在第 4 期完成后也宣告暂停。

  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教师多为陆军大学教师及其毕业生,还聘请有外籍顾问,其中以德籍顾问法肯豪森最为著名。此外,训练团不定时约请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及国民政府各部部长、各兵种负责人来给学员演讲,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要领。在战场上立有功勋的将领,如孙连仲、池峰城等,也被从前线接回来,报告实战经验。此外还经常邀请名流学者前来演讲。主讲者对自身的要求十分严格,陈立夫受邀前来演讲时,“做半日之长的训话”而不言疲惫,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上课迟到几分钟即当堂道歉。

  在珞珈山军官训练团众多授课教师中,周恩来无疑最为耀眼。据时任第32 军补充旅少校参谋主任陈家珍回忆,他看到课程预定表上有周恩来的“通信问题”课时,不觉喜出望外。4 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周恩来着一身青色中山装走进教室,微笑着向学员们点头示意后即开始授课。虽然周恩来没有带任何教材,也很少在黑板上写字,但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讲解清晰易懂,深深地吸引着在场的 500 多名学员。周恩来指出,中国军队在军事上存在着许多缺点,尤其在通信方面更为突出。他强调,“通信保密问题是关系到胜败及民族存亡的问题,全体军人,必须提高警惕,特别要注意通信保密”。周恩来的讲授振聋发聩,学员鼓掌连绵不断。周恩来还讲授了“游击战”课。“游击战”课程本来原定由第 129 师师长讲授,但因战况紧张,不能前来,故由周恩来代讲。与讲授“通信问题”课一样,周恩来依旧“讲得极为精彩,生动、扼要”,使众多学员不由得惊叹:“他是个政治家、外交家,而对军事方面这样精深,真出乎一般同学意料。”周恩来认为游击战是对付拥有装备优势的日军的一种主要的制胜方法,在敌后战场尤其如此,应该注意灵活性、特殊性,“决不可生搬硬套,拘泥以往战例”。他还概括出游击战的五个要点,其精辟的讲述引起学员们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声,使“游击战的战法,在同学们脑海中有了较深刻认识”。周恩来在授课之余,还带领学员参观台儿庄战利品陈列展览,在喻家山参观步炮兵射击及战车攻击,在参观时鼓励学员们奋勇杀敌。对于大多数学员而言,教员中最受欢迎者非冯玉祥莫属。冯玉祥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主要进行爱国教育。他的讲演方法很特殊,常常用问答的方式进行。例如,冯玉祥第一次讲演时,一开始就问学员:“今天我们坐的地方在古代战国时期是哪一国 ?”学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楚国。”然后他又接着问:“楚国有一个爱国者,他经过努力,终于恢复了祖国,他是谁呢 ?”学员们回答说:“申包胥。”冯玉祥便反问道:“对了,现在在座的一共有 1000 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申包胥吗 ?”学员们斗志昂扬地说:“有!”除了采取这种诱导的方式激励学员奋进,冯玉祥还经常讲述平、津、沪、宁沦陷后,日军的奸淫屠杀抢掠,以及沦陷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以此引起共鸣,激发学员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冯玉祥也捶胸顿足地分析军队失地千里,节节败退的原因,认为“我国军队战斗力差,射击纪律不好是一个主要原因”,虽使部分学员无地自容,但大多数学员表示认可并进行反思。最后,冯玉祥往往演唱他早年练兵时编的射击军纪歌,有声有色,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1938 年 3月底 4月初,在珞珈山武汉大学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议设立“中央训练委员会”,负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机关、公务人员及学校教职员的思想训练事宜。5 月 1 日,中央训练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准备成立中央训练团。陈诚在召集主要人员研究后,决定以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改编,另行研究新编组。6 月 10 日,由于长期抗战的需要,万耀煌再次请示蒋介石,建议将军官训练团改称为“中央训练团”,作为一个常设机构。7 月 7 日,中央训练团成立,隶属于中央党部,蒋介石仍兼任团长,“战时军官训练团”宣告结束。在武汉会战期间,中央训练团继续在武昌珞珈山等地进行训练活动,武汉沦陷前夕迁往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