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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罪刑法定原则核心凝聚了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与保障公民正当权利的人文精神。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部分学者却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观点。尽管当今社会发生了变化,罪刑法定原则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在定罪量刑时发挥的人权保障作用和指导作用都显示罪刑法定原则绝不是应该被抛弃的不合时宜的东西。未来的中国刑事法治之路,应当在积极回应社会保护需求的同时,也要始终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不可逾越的边界与指引。
我们身处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革、新型风险不断涌现的时代。信息技术的颠覆性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化、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使得刑事立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为应对上述活动中的风险,刑法修正案频繁出台,新增罪名增多,构成要件中概括性条款、空白罪状的适用也更为常见。与此同时,社会转型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于立法,也来自于司法。司法实践在应对层出不穷的疑难、新型案件时,时常面临法律条文滞后或解释模糊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出于维护秩序、实现处罚必要性的现实考量,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两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对刑法条文进行“创造性解释”,此种情形常常会出现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界限暧昧的困境;二是以应对立法未能及时规制的危害行为而对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等所谓“口袋罪”的盲目扩张适用,该种情形下的扩张究竟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可以看出,以上两种倾向都与现代刑事法治的基石——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了值得重视的紧张关系。刑法是法益保护法,也是人权保障法,刑事司法的任务是追寻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点。而刑法中最能体现人权保障的莫过于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趋势,现今已成为世界各国刑法中最为普遍和重要的一项“帝王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意义重大,它既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也有利于保障人权。罪刑法定原则在预设了立法具有明确性、 清晰性和完备性的基础上,规定了司法权对立法权不偏不倚的遵守,要求犯罪的认定与刑罚的科处必须严格以事先公布的、明确的法律为依据。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却可能会产生一些与其设立初衷相违背的结果,例如上文所描述的“创造性解释”以及“口袋罪”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按照绝对的、僵化的来理解,可能无法有效回应社会保护的需求,导致实质正义的落空;而过度灵活乃至类推的实质化理解,则又可能会侵蚀法律的确定性,从而动摇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对确定性安定性的追求,使得公民对行为后果的可预期性大大下降,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个人自由与权利受到侵害,罪刑法定原则名存实亡。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急需重新明确的根本性问题:在当代语境下,罪刑法定原则具有的“法”究竟应作何理解?具有事实拘束力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司法实践中运用的“类比推理”与罪刑法定所严禁的“类推”是否存在本质区别?同时,面对立法有意或无意的“不明确”(如口袋罪等兜底性条款),司法应如何作为才能在恪守原则与实现正义之间取得平衡?更重要的是,在风险社会与积极刑法观的背景下,重申罪刑法定原则的当代价值,对于防止刑法工具化、维护法治尊严具有何种至关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有必要厘清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内涵与理论基石,追溯其历史演进脉络,继而重点探讨该原则与刑事案例适用、刑法明确性要求(特别是“口袋罪”问题)这两个当代核心争议点的关系,重申其作为自由基石、权力笼子、正义保障与社会调和器的多元价值,以期为我国刑事法治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罪刑法定原则并非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层次和严谨逻辑的规范体系。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中罪刑法定原则被表述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构成了我国刑事法治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准确把握和理解这一条款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如何理解该原则?实践中我们可以从形式与实质两个侧面进行立体化的理解把握。
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有的学者主张应该从积极侧面与消极侧面来进行理解,如何秉松教授。也有另外一部分学者主张从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来把握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和内涵。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共同构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完整屏障:形式侧面主要约束司法权,防止法外施刑;实质侧面则主要侧重于约束立法权,防止恶法亦法。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形式侧面的罪刑法定是原则最直观的要求,旨在限制司法恣意。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是成文法主义。罪刑法定主义乃是现代法治国家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它是指在成文法中, “罪”与 “刑” 都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就没有犯罪,纵使某个行为非常严重以至于造成社会损害而具有处罚的必要性,国家仍然不能动用刑罚的原则。这排斥了习惯法、判例法以及行政规章的直接入罪功能。其理论根基在于民主主义与权力分立。只有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才有权决定何种行为应受刑罚制裁。其次是禁止事后法。不得用事后制定的法律惩罚行为实施时刑法并不禁止的行为。这保障了公民的预测可能性与行动自由,是法安定性的核心要求。我国刑法在溯及力上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体现了这一要求。再次,禁止类推解释。这是形式侧面的关键防线,指禁止通过类推的方式,将法律未明文规定的行为,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处刑,尤其是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是绝对的底线。因为类推实质上是法官造法,行使的是立法权。最后是明确性原则。刑法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规定必须尽可能清晰、具体,使司法者能够准确适用,使公民能够明确知晓何为禁止行为。原因在于模糊的刑法无异于否定了罪刑法定本身。
将罪刑法定原则写进法典中不等同于真正实行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善待罪刑法定——还罪刑法定以本来面目。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实质理性)则是原则在现代社会的深化,旨在限制立法恣意。包括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立法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将任何行为规定为犯罪,刑罚的发动必须具有正当的根据,即行为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这要求犯罪化立法必须遵循谦抑性原则。以及禁止残虐的、不均衡的刑罚。刑罚的种类和程度必须人道,且与犯罪的严重性相称。这是比例原则在刑法中的体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延续,深植于深厚的政治哲学与法理基础之中,这些基石共同构筑了其正当性大厦,回答了为什么现代社会依旧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所谓人民主权,简言之,就是指主权归人民所有,人民之外的君主、议会、元首、国家、政府、上帝、神等等都不得享有或行使主权,它有时又被称之为主权在民。根据社会契约论与人民主权原理,只有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才能代表公意,决定哪些行为值得动用最严厉的国家制裁——刑罚。罪刑法定从根本上排斥了君主、法官或行政机关的专断刑罚权。与之配套的权力分立思想,要求立法、司法、行政权各司其职。法官的职责是忠实地适用立法机关事先制定的普遍性法律,而非创制新的刑事规则。因此,罪刑法定原则是民主原则在刑事法中的具体化,也是三权分立体制的必然要求。
罪刑法定之所以具有人权保障的功能,其核心就在于法律的明确性,因为法律就是自由的界限。戴雪提出法治原则第一条的内容就是对罪刑法定含义的界定:除非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行为,否则不应该被判定为犯罪行为,不能够随意侵害他人的财产和人身自由。罪刑法定原则是公民对抗国家刑罚权擅断的“大”。其预设并保障了公民在法律未明文禁止的领域内享有广泛的行动自由。国家不能以事后制定的、模糊不清的规范来追溯惩罚公民的行为。该原则通过提供明确、事先的行为指引和法律后果预测,为个人规划生活、发展人格提供了安全的制度环境,成为个人自由与安全的基石。国际人权公约也将其视为一项基本的司法保障。
心理强制说的核心内容是:犯罪是一种恶,刑罚也是一种恶,而且是比犯罪更加痛苦的一种恶。人具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在实施犯罪以追求犯罪所得的快乐之前,人会权衡犯罪所获得的快乐与可能受到的刑罚处罚带来的痛苦,通过比较会发现刑罚痛苦甚于犯罪所得之快乐,便会放弃犯罪。立法者在犯罪构成之后规定刑罚威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抑制社会民众的犯罪意思,从而起到一般预防的效果。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认为,刑法通过事先明文公布犯罪与刑罚,使理性公民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计算而抑制犯罪意念。明确的刑法规范能够产生有效的威慑效应,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如果法律模糊不定或可被随意解释,则其威慑与行为指引功能将荡然无存,社会秩序也将失去稳定的规范基础。
安定的社会秩序来源于法律的保障,只有通过具有安定性的,明确、稳定的法律,才能构建社会秩序。法治国家要求法律必须具有安定性,以便公民对其行为后果有稳定的预期。罪刑法定原则通过要求法律的事先性、明确性和禁止溯及既往,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法的安定性,使得司法判决具有可预见性,增强了社会成员对法律体系的信任。
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火花可追溯至古罗马法中的某些格言,但其作为一项系统的政治法律原则,则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罪刑法定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英国1215年的《大》,该部文件作为贵族与国王争取权利并获得胜利的法定文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未经其同等地位之人并(或)依据这块土地上的法律作出合法裁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形式的损害”的条款,该条款中心意思已经出现依照法律办事的意思,具有罪刑法定原则中明确性和法定性的要求。17、18世纪,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大力倡k8凯发集团导权力分立,洛克将国家的权力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与对外权,孟德斯鸠在分权问题上与洛克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仅提出三权的分立,并将司法权专门独立出来。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这一思想与反对封建司法专横、追求自由平等的时代精神高度契合。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从学说走向实证法。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明确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这被视为罪刑法定原则宪法化的里程碑。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进一步将其法典化。随后,该原则被19世纪大陆法系各国刑法典普遍采纳,成为现代刑法的标志。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 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演变成法律, 并逐渐在资产阶级法律体系中得到了确认。
由于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长期存在着“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的类推比附思想以及做法,因此,对于古代法律文化中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但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有学者认为作为系统原则的罪刑法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亦存在与该原则核心内容相符合的思想和立法。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依法定罪量刑思想的萌芽,这为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引进提供了存活的土壤。法家强调“一断于法”、“刑无等级”,主张法律公开、统一适用,反对“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神秘主义,这种做法中无疑内含了对法律明确性和稳定性的追求,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儒家则讲究“中刑中罚”的观念,以此体现了对刑罚适度与可预测性的要求。中国传统法律强调“以德配天”“德主刑辅”“明德慎罚”中的仁德以治天下,相较于法治的强制性,德治更注重顺应民心,对民众的以仁和孝的引导向善,致国家秩序达到井然的理想治理状态。然而,立法中,在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的君主专制和允许“类推比附”的司法制度下,这些思想未能发展出以限制权力、保障权利为核心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晚清制定新刑律草案时期,是近代中国开始引进罪刑法定、废除比附援引争论最激烈的时段。清末沈家本主持修律,在《大清新刑律》中首次引入“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的条文,罪刑法定原则才正式进入中国法律体系。其后的民国刑法亦继承了这一原则。而在新中国成立后,1979年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该原则,且保留了类推制度。直至1997年刑法修订,类推才被明文废止,并在第3条中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标志着我国刑事法治迈入新阶段。
进入现代社会,罪刑法定原则几乎成为了各国通行的法律准则,然而其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的。罪刑法定原则诞生和发展初期,呈现出一种比较僵化的形态,其经典表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核心在于强调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必须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并且主要是通过对司法权的严格限制来实现定罪量刑。这种倡导立法者应当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制定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作为规范国家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确立法秩序、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依据,并要求所有的国家机关、政治团体、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和规则,被称为“规则之治”。其核心在于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定罪量刑必须要严格依据事先存在的、公开的、明确的成文法律来作出判决。
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法治观念深化,这种僵化的罪刑法定暴露出诸多内在缺陷与现实挑战。首先是无法约束“恶法”的问题,这是形式罪刑法定最根本的困境。它只要求“依法办事”,但不问法律本身是否公正、合理。而根据良法进行善治,实现个案正义,则是现代法治对司法者行使司法权提出的要求。其次是难以实现个案正义的问题。严格遵循法律字面含义的机械司法,可能导致在个别案件中得出违背常识、常理的结论,无法实现个案正义。如“鹦鹉案”等案件,就是司法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适用法律过于机械导致的处罚范围不合理、刑罚过于严苛,从而引起民众高度关注的例证。不能一味地机械执法,就要求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不能仅做形式判断,还需进行实质的价值衡量,在必要时基于“可罚的违法性”或“期待可能性”等理论予以出罪。最后是难以适应社会变迁与新型犯罪产生的问题。法律本身具有的滞后性,在面对网络犯罪、金融犯罪、人工智能犯罪等新型社会风险,刑法条文可能无法直接、明确地涵盖,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而如果僵化地坚持形式的罪刑法定,可能导致许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无法得到及时惩处。因此,实践中,立法者使用“空白罪状”“兜底条款”来应对,但这本身就对明确性原则构成了冲击,模糊了罪刑法定的边界。
总而言之,形式的罪刑法定是刑事法治的基石和起点,它确立了法律至上、限制司法权的根本规则,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然而,其内在缺陷使其无法独自承担起现代法治国家“良法善治”的全部要求。因此,实质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坚持形式侧面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立法内容正当性的要求,并允许司法者在恪守形式规范的前提下,进行以出罪为导向的实质解释和价值判断,以调和法的安定性与正义性、普遍规则与个案特殊性的矛盾。而当前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面临的挑战,正是在这一演进背景下,如何在坚守形式法治底线的同时,充分发挥实质法治的补足功能,并在立法明确性与适应性、司法克制与能动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教义学重述,并构建一套精细的、以人权保障为终极目标的刑法解释与适用方法。同时也要警惕将“实质的罪刑法定”与传统的“社会危害性理论”简单等同。后者在缺乏形式规范约束的情况下,容易成为司法擅断和类推入罪的借口。真正的“实质的罪刑法定”,其“实质判断”应受到“形式规范”的严格约束,并且其价值取向是双向的:既要求处罚值得处罚的行为,更要求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且后者是更根本的。
尽管上述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溯源已经说明了其对于人权保障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在当代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面临诸多具体挑战,其中两个焦点问题尤为突出:一是刑事案例的适用是否违背罪刑法定?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推出的一项重要的法律适用机制,旨在总结审判经验、正确解释和适用法律、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弥补制定法的漏洞与不足。案例指导制度极易使人联想到英美判例法中的判例,而“法官造法”又是判例的核心内容,这样容易使人产生刑事指导性案例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担忧,容易有是否冲击罪刑法定原则的疑问。有观点认为,法官适用刑事案例进行裁判,实质上是将案例作为法源,可能超越了成文法的范围,且其推理方式(类比推理)易滑向已经被现代刑法所禁止的类推。然而,另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在司法改革过程中 推出的一项刑事法律适用机制,其目的在于总结审判工作经验,提炼司法智慧,以便指导与促进刑事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的判例解释机制是在不逾越中国现有司法制度框架之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使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更加具体。”不难看出,刑事指导性案例其实并非一些学者担心的那样是一种“法官造法”,其本质是对成文法规范的具体化解释和适用,其本身功能在于统一法律适用尺度实现“同案同判”,与所谓的类推解释相去甚远,更不可能是“法官造法”。
二是“口袋罪”的扩张适用与明确性原则的冲突。“口袋罪”的外部表征包括了“空白罪状”“兜底条款”“入罪的司法功能倾向”以及“兜底性的司法保护”。口袋罪因构成要件具有高度开放性,在司法实践中容易被扩大化适用(如著名的“鹦鹉案”),以应对立法未能及时规制的新型危害行为。部分学者对此情况提出了担忧,认为:口袋罪名的司法乱象已成为刑事法治中的不良因素,特别是在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适度倡导预防性刑法、安全刑法以及犯罪化下更为突出。例如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尚未出台问世之前,对于高空抛物以及抢夺公共交通工具的方向盘的行为,几乎都无一例外的一律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种做法实际上冲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使公民难以预测自身的行为边界,也给了司法擅断的空间。因此,如何限缩“口袋罪”的适用,成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紧迫课题。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迅速的今天,我们更要研究这个课题,重申罪刑法定原则的时代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限制立法权和司法权,为人权保障提供规范根据。因此,面对上述挑战,必须回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内核,对其进行融贯性的解释与适用,使其在当代司法实践中既能保持底线,又能发挥灵活效用。
认为适用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主要基于两种误解:一是将罪刑法定中的“法”狭隘地等同于成文制定法;二是将案例适用的类比推理等同于被禁止的类推。对此,应当进行澄清:制定法条文和判例都是承载法律规范内容的形式。在英美法系,判例本身就是正式法源;在大陆法系及我国,判例(指导性案例)虽非法定法源,但其作为对成文法的权威性、具体化解释,是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而非是创造立法,其本质是对法律规范内容的阐明和具体应用。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位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本质上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及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并非创制新的犯罪与刑罚。因此,适用指导性案例,是在适用已经过解释的刑法规范,而非在成文法之外另寻法源。这并不违背“只有法律才能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民主原则。同时,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方法是“类比推理”,即比较待决案件与指导案例在关键事实、法律争点上的相似性,从而参照适用其裁判规则。这与罪刑法定禁止的“类推解释”有本质区别。第一是目的与方向不同。类推解释旨在填补法律漏洞,将法律未明文规定的行为,比照最相类似条文入罪,是创造新的规则,不利于被告人。而案例类比推理是在既有法律框架内,寻找已决案例所确立的裁判规则(对成文法的解释)是否适用于待决案件,其结论可能有利于也可能不利于被告人,但过程是适用而非创造规则。第二是逻辑基础不同。类推解释基于“事物的本质”或“处罚必要性”进行实质推理,容易脱离法律文义。类比推理则严格依附于成文法规范,首先进行演绎推理,在需要时用案例来辅助确定大前提的具体含义,其推理终点仍是回归演绎。第三是功能定位不同。类推解释是法律续造,被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类比推理是法律适用技术,旨在实现“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形式正义,是罪刑法定原则下实现司法统一和可预测性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方法论上将刑事案例附着于刑法条文,将类比推理附着于演绎推理,并基于案件事实要点的相似性进行严格比对,则案例的适用不仅不违背罪刑法定,反而是对该原则在司法操作层面的贯彻和强化。它通过具体案例使抽象法条明确化,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促进了“同案同判”,这正是罪刑法定原则所追求的司法正义的体现。同时,从实际需求来看。司法解释的抽象性、新兴的疑难案件和传统的边缘案件都可能给法律的统一适用造成阻碍,而案例指导制度对这些阻碍因素均有化解作用。因此,案例指导制度毫无疑问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
口袋罪是立法者为堵截未来发生事实而采取开放性构成要件而形成的兜底犯罪。面对新形势下打击犯罪的需求,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的红线,我们对待“口袋罪”要比以往更加慎重。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在立法层面,口袋罪的废除在目前是不切实际的。法律的真空会导致司法活动因失去法律依据而难以开展。在新的社会情况出现时,倘若没有这些“口袋罪”,不排除会出现立法真空的可能性,从而使得某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质的行为无法被刑法选中,动摇刑法的公信力。因此刑事立法应当保持一定的活性,允许部分空白罪状的存在。但对空白罪状的立法也应当尽可能提高条文的明确性,减少兜底条款和高度概括性表述的使用。同时,当某一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凸显且类型化特征明显时,应及时通过刑法修正案设立独立的新罪,将其从“口袋罪”中剥离出来,以使罪和刑更加科学合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增设的“高空抛物罪”,就是将部分以往可能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的行为独立成罪,实现了立法的细化,使得定罪与量刑更为合理。
司法层面,要坚持“明确优于不明确”的适用规则。基于构成要件明确性原则,当口袋罪与具体个罪均涵摄某种行为时,应优先适用明确的具体罪名,以防口袋罪发展成为“万能罪名”。当某一行为同时符合一个构成要件明确的具体罪名和一个构成要件模糊的“口袋罪”时,应优先适用明确的罪名。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中明确性原则的恪守。其次,还要坚持对口袋罪的适用坚持合目的性的限缩解释。对“口袋罪”的构成要件,尤其是兜底条款,必须结合该罪的保护法益进行严格的目的性限缩解释,防止出现随意入罪的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形态。例如,非法经营罪应严格限定在“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范围内。
在刑法解释论上,如何处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关系,是贯彻罪刑法定的核心方法论问题。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机能,应确立“形式判断优先,实质判断补充”的基本立场。入罪必须坚持形式理性优先。司法应当严格以刑法条文的文义为基础进行解释。定罪活动必须始于并严格受制于刑法条文的形式规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看其是否符合刑法分则条文所描述的构成要件。在此阶段,应主要进行语义解释、体系解释等,以法律文本可能的语义范围为边界。禁止以实质判断为由,将形式上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入罪。这是防止司法擅断、保障公民预测可能性的铁则。出罪可以且应当进行实质判断。在行为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后,才进入实质判断阶层。此时,可以基于实质理由将行为出罪。例如,陆某代购抗癌药案,其行为形式上符合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但检察机关基于其行为不具有实质的社会危害性、符合民众的正义观念等实质理由,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追求实质正义的一面。
在社会快速变迁、刑法功能被赋予更多期待的今天,重申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石价值,对于防止刑法工具化、维护法治尊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价值并非单一维度,而是一个多元、立体的价值体系。
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的自由和国家的权力行使范围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它通过事先、明确的法律,告知公民行为的禁区,在禁区之外则是个人自治的广阔空间。公民无需担忧其会因为实施了某种未被刑法禁止的行为遭受不可预测的刑罚,从而能够大胆地进行经济文化活动。这也是市场经济活力与社会创新精神所必需的法治环境。若动辄以“社会危害性”或“实质判断”为由肆意突破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将使公民陷入不稳定的恐惧,从而扼杀社会活力。因此,罪刑法定是公民对抗国家权力不当干预的坚固盾牌,是自由价值的制度化身,是现阶段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必须遵循法定准则。
在刑事领域,国家拥有最严厉的制裁权——刑罚权。罪刑法定原则正是禁锢刑罚权最有效的制度笼子。它要求刑罚权的发动必须事先由民主程序产生的法律明文规定,且司法过程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这有效防止了刑罚权的恣意、专横和滥用。因此,坚持罪刑法定,就是坚持刑事法治的底线,确保刑罚权的行使具有正当性、可预期性和可控性,这是宪法中保障人权的具体落实和体现。
罪刑法定是民主原则在刑事法中的具体体现。何种行为构成犯罪、应处以何种刑罚,应由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通过公开、民主的程序来决定,而非由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越俎代庖。这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和对公权力的制约。同时,它也是实现司法正义的保障。统一的、事先公布的法律标准,是“同案同判”、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之一,正是在成文法框架下,通过典型案例统一法律适用尺度,促进“同案同判”,这被视作与罪刑法定精神相契合,而非违背。如果允许法外施刑或同行为异罚,则司法公正无从谈起。
有人认为,严格的罪刑法定会阻碍刑法对社会变迁的及时回应。然而,现代罪刑法定原则并非僵化教条,它通过以下方式实现法的安定性与社会适应性的动态调和。首先,合理解释方法的运用,使刑法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例如,将盗窃罪中的“财物”解释为包含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财产,便是通过解释使法律保持生命力的例证。但这必须以文义解释为起点和边界。其次,当某种新型行为的危害性达到必须动用刑罚的程度,而通过解释又无法纳入现有罪名时,正确的途径是启动立法程序,增设新罪。其次,案例指导制度在恪守成文法核心地位的前提下,也是实现个案正义与普遍正义统一的途径。同案同判,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最后,入罪必须严格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不能基于实质危害性进行类推,而出于实质正义的考虑,在符合法理的情况下,可以基于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或责任阻却事由进行出罪处理。这一做法既坚守了法治底线,又保留了实现个案正义的弹性空间。
罪刑法定原则并非一个封闭、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动态张力的开放体系。它既要求形式上的明确与安定,也追求实质上的正当与均衡;既坚守成文法的主体地位,也包容案例指导等制度作为其实现路径;既严厉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入罪,也为有利于被告人的出罪解释和类推留有空间。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历经数百年,从政治口号发展为兼具形式与实质内涵的法治核心原则。其内容变迁是一部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的斗争史,是无数法学家以及人民群众斗争才取得的法律智慧结晶。即使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代社会,该原则也不会过时,其限制权力、保障自由的核心价值是人类永恒追求的正义。因此,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它要求我们在积极立法应对风险的同时,始终保持对刑法谦抑性、人权保障性的最高敬畏。在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下,面对刑事立法活性化、司法实践复杂化的新局面,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深刻理解并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一原则。
未来的中国刑事法治之路,应当在积极回应社会保护需求的同时,始终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不可逾越的边界与指引。在立法上,应力求明确、精细,慎用兜底条款,并通过及时的立法修正实现体系的完善;在司法上,应倡导以形式理性为基础的解释立场,规范“创造性解释”的运用,抑制“口袋罪”的泛化,同时充分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统一法律适用、实现“同案同判”的积极作用。唯有如此,才能构建起一部既有力维护社会秩序又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人类法治文明共同经验的现代刑法,最终实现刑事法治的现代化转型,为每一个公民的尊严、自由与安全提供最坚实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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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梁根林. 罪刑法定原则:挑战、重申与重述——刑事影响力案件引发的思考与检讨[J].清华法学,2019,13(06):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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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姜涛. 刑法的明确性与口袋罪之限缩适用——兼论“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的运用 [J]. 政治与法律, 2023, (04): 113-129.
据安徽省纪委监委1月11日消息:亳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薛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安徽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公开资料显示,薛冰,男,汉族,1970年3月出生,亳州人,党员,本科学历。
官方通报“亚运冠军王莉举报领导”:情况基本属实!范某某被免职、立案调查
1月10日,云南省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详情如下:近期,运动员王某实名举报云南省松茂体育训练基地主任范某某,经云南省体育局调查组认真开展核查,情况基本属实。云南省体育局党组研究决定,对范某某作出免职处理。相关部门已对范某某立案调查。
没有规范的管理,再纯粹的公益初心,也可能偏离方向。▲成立不到3年的宁夏吴忠市蓝天救援队已被撤销登记。图/原点新闻(西安广播电视台)视频号文 流水近日,宁夏吴忠市蓝天救援队被撤销登记的消息引发关注。
闫学晶直播“哭穷”账号被禁止关注后,品牌佐香园发布声明:正式终止代言合作
【来源:宁波晚报】近日,演员闫学晶在直播中透露儿子一家收入,称“就挣个几十万,无法维持家庭运转”,相关言论被质疑“炫富”,有网友表示“要闫学晶代言产品”。
寒冬来临,气温骤降许多人出现鼻塞、流涕等感冒症状检查后却发现感染的既非流感也非呼吸道合胞病毒而是鼻病毒。鼻病毒感染率上升洛阳卫生健康委提醒:科学预防是关键日前,全国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鼻病毒检测阳性率持续上升,成为冬季呼吸道疾病主要病原体之一。
洛阳市公开通报3起典型案例为维护良好网络舆论秩序,有效净化网络环境,洛龙公安主动出击,全面梳理摸排,网络造谣生事、恶意炒作线索,依法严厉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切实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现公开曝光三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闫学晶儿子遭实名举报质疑入学资格,闫学晶曾称其子林傲霏高考分数偏低,报考央戏“新疆班”入学
150亿美元比特币骗局落幕!柬埔寨太子集团创始人,电诈头目陈志被遣送回中国,至少开设十个诈骗园区,实施诈骗洗钱等 #比特币 #太子集团 #电诈 #陈志
我国自主研发的戒烟药,“威立戒”在药监局正规获批。 医生:服药期间无需扛 想抽就抽,“有的人一周左右就不想再抽了”#戒烟 #抽烟有害健康
年收入“仅几十万”哭穷 闫学晶怒怼网友“酸黄瓜”“不努力” 网上掀起“扔酱潮” 代言人不能为一时口快砸了被代言品牌(齐鲁晚报评论员 沙元森)
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信息如潮水般涌来,令我们的生活变得愈发繁忙。我们习惯用“已读不回”来回应朋友、家人,甚至是爱人。或许你也曾在深夜里,盯着手机屏幕,期待一条温暖的回复,却只迎来一片沉默。这份等待,是否也曾让你心碎?有人说,爱是一种无声的陪伴,是在对方最需要时默默守候。
网约车送断指乘客去医院,由交警带路闯红灯被撞,被判全责,司机:委屈、困惑、迷茫
据浙江新闻频道报道,1月9日(报道),浙江杭州,开网约车的蔡师傅说他为了送一位伤者去医院,由交警带路闯了红灯,这个过程中出了交通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