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年里,社交媒体的使用量迅速上升,与此同时,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诊断率也在增加。这两个趋势的同步,让不少人开始思考: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就像冰淇淋消费和皮肤晒伤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同时发生只是因为在夏天阳光更强烈。社交媒体与 ADHD 的关系可能也类似,它们之间或许并非直接因果,而是受到某种共同因素的影响。
一些综述指出,社交媒体使用与 ADHD 确实存在微弱但可靠的统计学关联。但多数研究是横断面的,也就是说,它们只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却无法回答“到底是谁影响了谁”。此外,个体差异(例如性别)也会对这种关系产生调节作用,使得因果链条更加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追踪了 11 至 15 岁青少年的发展,发现当他们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即影响日常生活的使用模式)增加时,之后的 ADHD 症状也更严重。换句话说,真正产生影响的不是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长短”,而是这种使用是否变得“有问题”。
越来越多的研究把目光投向了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简称 ACEs)。所谓 ACEs,包括家庭暴力、忽视、父母精神疾病或监禁等。这些不良经历会对儿童的大脑发育、情绪调节和社会功能产生深远影响。
研究发现,经历过一次不良事件的孩子,患 ADHD 的可能性比没有经历过的孩子高 1.4 倍;如果有两次不良经历,风险接近 2 倍;而三次或以上,则增加到 2.7 倍。特别是与精神疾病家人共同生活,或主要照护者被监禁的情况,与 ADHD 的关联最为密切。另一项研究同样指出,四次或以上的童年不良经历,会让孩子被诊断为 ADHD 的风险翻倍,而且症状更加严重。
这些发现揭示:ADHD 与 ACEs 的关系或许是双向的。一方面,早期创伤可能导致类似 ADHD 的注意力问题与冲动行为;另一方面,ADHD 的孩子由于冲动、缺乏警觉,也更容易陷入高风险境地,从而增加遭遇创伤的机会。
有学者提出,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可能是儿童或青少年应对早期创伤的一种方式。例如,在一项涵盖 9000 多名 11 至 12 岁青少年的研究中,7% 的孩子表现出问题性游戏行为,超过 3% 存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而超过 20% 表现出问题性手机使用。值得注意的是,经历过四种或以上 ACEs 的孩子,问题性游戏行为的风险是其他孩子的 3 倍,问题性手机使用的风险高出 1.5 倍。
这意味着:社交媒体使用、ADHD 和童年创伤之间,可能构成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并不是单纯的“社交媒体导致 ADHD”,而是 ACEs 让孩子更容易出现 ADHD 样的症状,同时也更容易沉迷于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应对手段”。
与其过度担忧“社交媒体会不会导致 ADHD”,不如把关注点放在更深层的社会和家庭问题上:
社交媒体使用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之间的关联程度,取决于它们是否都与童年创伤经历相关。k8凯发官网所有这些都表明,与其关注标签之间的关系,如社交媒体成瘾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不如尝试理解它们的环境原因,如不良童年事件,可能会更好。
菲尔·里德博士(Phil Reed, Ph.D.),斯旺西大学心理学教授。